杨澜访谈录：李开复《向死而生》03年，李开复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百大人物”之一，意气风发地赴美受奖，自认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然而，吊诡的是，领奖回来没几个月，5岁的李开复就发现自己罹患淋巴癌。病中赤裸裸地暴露在病痛的风暴中，再大的影响力、再高的知名度都帮不了忙；在诊疗间、在病床上，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在呼吸之间顿失所有的病人。那时候，他常常怨天怨地、责怪老天爷对他不公平：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这是因果报应吗？”我是天之骄子啊！我有能力改变世界、造福人类，老天爷应该特别眷顾我，怎么可能会把我抛在癌症的烂泥地里，跟一群凡夫俗子一样在这里挣扎求生？患病之后开始外求朋友见他很痛苦，特地带他去拜见星云大师，并在佛光山小住几日。有一天，早课刚过，天还没全亮，我被安排跟大师一起用早斋。饭后，大师突然问我：“开复，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化影响力’、‘世界因我不同’！”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人生信仰：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就看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做出来的事情就越能够发挥效应……这个信念像肿瘤一样长在我身上，顽强、固执，而且快速扩张。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大师笑而不语，沉吟片刻后，他说：“这样太危险了！”“为什么？我不明白！”我太惊讶了！“我们人是很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你要‘世界因我不同’，这就太狂妄了！”大师说得很轻、很慢，但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什么是‘最大化影响力’呢？一个人如果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问问自己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听到这里，简直像五雷轰顶，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这么温和而又严厉地指出我的盲点。我愣在那里，久久没有答话。“人生难得，人生一回太不容易了，不必想要改变世界，能把自己做好就很不容易了。”大师略停了停，继续说：“要产生正能量，不要产生负能量。”他的每一个字都落在我的心田里：“面对疾病，正能量是最有效的药。病痛最喜欢的就是担心、悲哀、沮丧。病痛最怕的就是平和、自信，以及对它视若无睹。我患糖尿病几十年了，但我无视它的存在，每天照样做我该做的事，我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养病期间，大师的话语时常在我心中回荡。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影响力”这三个字。过去，不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会不自觉地先估算这件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一场演讲不到一千人就不去；每天微博不能新增一万个粉丝，我就觉得内容发得不够。有人发电子邮件问我创业问题，我只回复那些有可能成功的。是否要见一个创业者，完全取决于他的公司有多大潜力。要见哪位记者，也要看他面对的读者群有多少。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我的时间有限，当然必须过滤掉很多次要的、没有意义的活动。于是，我精确计算每分每秒该怎么用在能够产生最大影响力的地方；我也几乎有点偏执地把运营社交媒体当作人生目标的重点，把获取粉丝视为志在必得的工作。那时候，我确实沉溺在各种浮动的快感中，我是众所瞩目的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围绕着我；我在微博上的影响力让我轻易发起万人实名抵制某一档红火的电视节目；我认为自己是路见不平、仗义执言的大侠。作为一个科技人，我丝毫未察觉自己已经越界；我坚信自己是在关心社会，但骨子里我恐怕已经被千万粉丝冲昏了头，每一个社会重大事件，粉丝都会期待我的表态，于是我陷入转发与